萧红和丁玲的关系之谜：交心互赏还是彼此拒斥？

xuel***

1938年2月上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极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两位女作家———丁玲和萧红，因为抗日救亡事业而巧遇于当时的抗日前线山西临汾。接下来，她们由临汾经运城到西安，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经常见面，过从频繁的时光，直到是年4月17日夜，萧红告别丁玲和西安，返回武汉。

对于丁玲和萧红这次烽火岁月里的不期而遇，以往的研究者、传记作家，包括电影编导，多持赞叹与褒扬的态度，认为其“珍贵”、“难得”，堪称文苑佳话。在他们的学术或艺术视线里，丁玲和萧红的相见与相处是愉快的、和谐的，彼此之间也是欣赏的、尊重的。用葛浩文《萧红评传》里的话说：“丁玲与萧红一见如故，她（指丁玲———引者）可能从这位年轻女作家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战前形象，所以两人很快就成了密友。”

相关的研究与创作如此评价或表现丁玲与萧红的相逢以及她们之间的关系，当然不是研究者与创作者的一厢情愿和自以为是。这里，最直接和最可靠的依据，无疑来自丁玲的散文《风雨中忆萧红》。这篇作品写于1942年4月25日，即萧红病逝于香港的三个月零三天之后。当时在延安窑洞里的丁玲，正处于极度的烦恼与困惑之中———是年3月9日，她在《解放日报》发表《“三八节”有感》一文，指出延安妇女事实上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没想到，接下来的3月13日和26日，《解放日报》又刊出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訾议延安的等级差异和缺少民主。这两篇文章在当时的延安引发轩然大波，受到党内高层和有关方面的严厉批评乃至大规模批判。陷入这场风波的丁玲，虽然最终摆脱困境，化险为夷，然而，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复杂的意识流动，却一时无法消弭。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丁玲特别怀念与萧红一起度过的欢乐时光，尤其难忘萧红那单纯得几近透明的神情和坦诚而率真的言谈。于是，她提笔写道：

当萧红和我认识的时候，是在春初，那时山西还很冷，很久生活在军旅之中，习惯于粗犷的我，骤睹着她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很多的回忆，但她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直率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原故吧。但我们却很亲切，彼此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孤僻的性格。我们都尽情地在一块儿唱歌，每夜谈到很晚才睡觉。当然我们之中在思想上，在情感上，在性格上都不是没有差异，然而彼此都能理解，并不会因为不同意见或不同嗜好而争吵，而揶揄……我们痛饮过，我们也同度过风雨之夕，我们也互相倾诉……我们似乎从没有一次谈到过自己，尤其是我。然而我却以为她从没有一句话是失去了自己的，因为我们实在都太真实，太爱在朋友的面前赤裸自己的精神，因为我们又实在觉得是很亲近的。但我仍会觉得我们是谈得太少的，因为，像这样的能无妨嫌、无拘束、不须警惕着谈话的对手是太少了啊！

显然，在对萧红的缅怀中，丁玲寄寓了太多的弦外之音和内心感慨，甚至不乏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意思，然而，她对萧红的感情无疑是深切的，她笔下的萧红形象也毕竟是美好与可爱的。尽管丁玲喜欢萧红并不意味着萧红必然喜欢丁玲，只是在丁玲提供的有关萧红的快乐记忆里，不也能折射出萧红对丁玲的善意、敞开和亲近吗？要知道，朋友之间的融洽和友谊，从来就不是单方面努力的结果，而必须由双方共同酿造。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窃以为，以往的研究者和创作者认为丁玲与萧红之间存在真诚而珍贵的友谊，是一种站得住脚的结论。

二

然而，最近一个时期，围绕丁玲与萧红的关系，另有一种说法不时出现在网络媒体上，这就是所谓：萧红并不喜欢丁玲。这种据说是来自日本学者的说法，披露了这样的信息———当年，萧红从西安返回武汉，她的日本朋友池田幸子问她，为什么没有去延安？萧红回答说：我再也受不了同丁玲在一起。对此，池田幸子的解释是，萧红和丁玲的性格很不一样，纤细的萧红实在无法适应丁玲身上的一些东西。

这样的说法粗粗听来，仿佛有些渊源，人物关系倒也合理，只是细一琢磨，即可发现，它实际上破绽多多，根本经不起推敲。如所周知，萧红研究发展到今天，已有多种材料证明，当年的萧红之所以未去延安，自有多方面和深层次的原因。后来的萧红曾在朋友面前，将这种原因归结为不愿意再见到萧军，其实不过是一种貌似合理且只能如此的敷衍之词。她回答池田幸子说，不去延安是因为躲避丁玲，应当也属于这种情况。对此，我们不必过于较真，更不宜将其作为人物研究的史料。至于萧红和丁玲的关系究竟如何？从现在能够找到的材料看，可以证明其有龃龉有芥蒂的，除了池田幸子提供的这条孤证之外，再也不见蛛丝马迹；相反足以说明其相知与相重的，倒是不止一端。这里，我们不妨在丁玲散文《风雨中忆萧红》之外http://www.0797ganzhou.com
http://www.shishibaog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