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军事化时代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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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马会资料中国的文人往往鄙视政治，而又对政治怀有不可遏制的热情，这一点，在汪身上表现的十分突出。汪既以政治为救国手段，为实现理想的途径，又将政治视为权力斗争，不时标榜自己清高自重和不甘以政治自污的心情。

汪精卫被视为现代中国历史当中的秦侩和石敬瑭。令人成谜的是，这样一个在晚清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诗句、舍身刺杀摄政王的同盟会英雄，如何到了晚年成为遗臭万年的大汉奸?对于汪精卫而言，二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内在逻辑?以往的汪氏研究，不是诉诸于历史道德的批判，就是纯粹客观的史实铺陈，这个谜一直没有解开。近日我读到年轻学者李志毓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惊弦：汪精卫的政治生涯》，让我眼睛一亮。作者以女性细腻的眼光，将一个活脱脱的汪精卫展示在读者面前。这位在破落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旧式文人，为革命的所感召，走上了绝望的暗杀之路。他内心要成就的，只是与国家化为一体的个人道德的自我完善。他不可抑制地自恋，迷恋自我的牺牲，相信自己那种救赎式的牺牲，不仅可以拯救同胞于血火，而且可以实现个人之成圣成仁。然而，这位权倾一时的文人政治家，骨子里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只有宗教般的献身热忱，缺乏坚定的、明确的价值信仰。表面上为国家赴汤蹈火，其实爱的只是他内心的幻影。更要命的是，作为一位政治人物，缺乏必要的政治现实感，更无对世界大势的准确判断力。他对自己的政治对手们，无论是对蒋介石，还是俄国人和日本人，都昧于起码的了解，以文人的冲动与从事政治活动，最终一败涂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让他成为时代英雄与狗熊的，正是同一个性格的逻辑。在那个价值解体、虚无流行的世俗化时代，文人从政若无责任伦理的担当，只凭个人的牺牲热忱，那只是一种“任性的牺牲”：缺乏价值皈依、没有现实担当的“任性”。汪精卫就是一个极端的反例。我特别向作者索要了本书的结论部分，郑重地推荐给读者---特别是那些有救世热忱的读书人。



汪精卫是一个悲剧的政治人物。他的悲剧性，部分的源于一个军事化时代的文人的处境，部分的源于他自身的弱点。清朝末年，汪精卫以一个青年忧国知识分子，凭借书报宣传与自我牺牲精神，一跃登上中国政治高峰。然而，他真正活跃在中国高层政治的时代，却是中国政治日益走向军事化的时代。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新军阀，从“北伐”战争到新军阀混战、第一次国共战争、再到抗日战争。民国时期的中国，充斥着各种形式的战争。可以说，战争塑造了民国史，塑造了民国时期的政治。汪精卫以一个没有任何军事背景且从未真正掌握过军队的文人，投身政治，适逢中国经历空前严酷的战争、军事化和国家社会重组的时代。汪怀抱以文人羁勒武力的政治理想，始终未能成功，又谋力挽狂澜，出而和谈，拯救东亚于战火之中，可叹毫无实力，既脱离党和国家，又不见重于日人，终至身败名裂。香港马会资料www.890006.com

汪精卫一生以文人、书生自诩。他在政治活动中，也带有许多文人的特征。首先，汪的性情浪漫，富于理想，对生活常抱有“美”与“诗”的感觉。他以“革命”登上历史舞台，一生以革命党人自居。从他狱中诗作对于自我牺牲的热烈赞颂中，不难体会到他本人的浪漫性格。事实上，革命在社会政治变革之外的另一个涵义，就是人生意义的发扬，是生命的抒情。知识分子而投身革命者，往往具有浪漫的性情。革命作家蒋光慈就曾说过：“浪漫派吗?我自己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谁个来革命呢?”[1]“革命就是艺术，真正的诗人不能不感觉到自己与革命具有共同点。诗人——罗曼蒂克更要比其他人能领略革命些!罗曼蒂克的心灵，常常要求超出地上生活的范围之外，要求与全宇宙合而为一。革命越激烈些，它的怀抱越无边际些，则它越能捉住诗人的心灵，因为诗人的心灵所要求的，是伟大的，有趣的，具有罗曼性的东西。……惟真正的罗曼蒂克才能捉得住革命的心灵，才能在革命中看出有希望的将来。”[2]汪精卫自始至终都保持着这种革命者的，保持着对人生的杜鹃啼血式的浪漫想象。在他的诗中也反复出现“杜鹃”的意象：